听一位朋友说，南方一家报纸说我是一个酷评家，还排在前面的位置。我听了轻轻一笑。心里知道，这不过是因为近两三年间，我接连批评过几个当今的文化名人。恶有恶报，你不能说不公道。
就在前几天，一家报纸的编辑小姐向我约稿，娇滴滴地说，给我们来篇“酷评”吧。相隔千里，隐约间能看到她手里拿着一面小锣，当地敲了一下，喝道：“顺杆儿爬呀！”我只有诺诺而已。
说什么好呢，这是社会对它的优秀分子的低廉的报偿，也是庸众对他们的指点者的轻慢处罚。苏东坡又接到贬谪的通知，平和地说：“我每动一个念头，都应当判两年的流刑。”我不过是不经意间批评了几个文化名人的不正当作法，在我，已是很克制的了，若是真的把我的看法全说出来，还不得就地正法么。
四五年前余秋雨先生就宣布过一次他要封笔，我当时在报上写文章说，你写的是盛世文章，没有任何违碍地方，封什么的笔。哪有作家风头正健的时候，突然宣布封笔的道理？说到底，余氏的文章不过是一个也还有点才气的文化人的精心编撰，时间一长，就陷入自己制造的模式之中，难以摆脱也就难以为继，宣布封笔，算是一种最体面的逃遁。后来见余氏著文，说凡是批评他的，都是和书商合伙要从他身上多挣点稿费，想想也是，若没有稿费，我写什么鸟文章。
如今余氏又宣布封笔了，一面又说他正在加紧写他的自传，且有编辑予以证实。我这才知道，一个人写完一本书正在卖着，只要他把他的笔帽和他的笔杆对住套在一起，就叫封笔。如果封笔等于自尽的话，余先生就是个死过几次的人了。对一个死了又能活，活着也是死的人，你有什么话可说。你只能承认你自己神经不正常，大白天也能见了鬼。
按说我这么一把年纪的人，对什么事情都应当能想得开，看得开，也曾尽力地修养，想让自己达到这样的境界，可是，难呀，除非两只眼睛是出气的，除非脑子全让虫子蛀空了，一看一想，由不得你不眼冒火星，脑子发胀，头发都要竖起来。眼前就有一例。
本年3月30日和4月6日的《文艺报·艺术周刊》上分两次登出一篇大文章，叫《〈收租院〉——时代的样板》。编者在后记中说，此文原长24000字，删节为12000字，分上下两期刊发。初看标题，我还以为是在拨乱反正，说这组泥塑在“文革”中起了怎样的坏作用。及至看了，我的第一感是：《文艺报》疯了。我平日小心谨慎，但怕说错了什么话，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能跟党中央保持一致。现在才知道，比我胆大的人多着呢！
泥塑《收租院》是个什么样子，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年以上的人，只要那时候在国内，该能记得。它有什么艺术性，有点文化的人也不难明白。硬要找出什么社会意义，艺术价值，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总得顾及基本的历史事实，总得有点基本的价值判断。
可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整个这组泥塑，是全面的肯定。只在序言部分，大而化之地说，它曾被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若褪掉它的政治色彩，以一种历史的客观的态度来审视它，那么，这组泥塑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仍然占据有重要的位置。它的价值是什么呢，作者用这样的“文革语言”来表述—— 泥塑《收租院》的成功，为社会找到了一本阶级教育的教材和文艺革命的样板，而且也为雕塑艺术的发展找到一个突破口。所以《收租院》的成功一方面使社会自觉地要求样板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雕塑家也不自觉地跟随样板成功的道路以期获得自己的艺术新生。
这样的拔高，大概作者自己心里也不太踏实，便采取街上小贩叫卖的办法，你别看不怎么好，可是便宜呀。作者开出的成本价是平均每个人的成本只有3分钱。全套是114个人，照这样的价码，共是3．42元。就说那时的钱再值钱，这么一点成本就能塑出那么一大堆，打死我也要说这是胡扯。
这样一篇短文章里，不可能对这篇文章进行全面的剖析，只能这样粗略地说说。我们平日说这儿出了事，那儿出了事，真的有人假借艺术研究的名义为“文化大革命”招魂了，我们却视而不见。20年的教养生息，在这些事情上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人要有自省精神。我现在一点都不埋怨这些人。什么地上长什么苗，也长什么菌。总是有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读者，也才有这样的作者，这样的编者。
但我还是要说话。只是不再为现在的读者说，是要为将来的读者说，让他们多少年后看了我的文章，知道在那个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的文坛上还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
需要说明的是，写了这些的文章，别以为我怎样的生气，也别以为这是怎样的酷评，我一点都不生气，这一点都不能叫酷评。跟他们的出色的表演比起来，我的文章还是太绵善了，我的笔力还是太荏弱了。若是连这么点声音也没有，不是让他们暗地里捂着嘴，笑话中国真是没有读书的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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